全球隔离下的剧场生态一窥

全球隔离将剧场的“共享”体验彻底打破，每一个观众都被隔离。或许舞台还是那个舞台，然而观者体验已然不同，独自一人的“网飞”（Netflix）式的流媒体服务，屏幕隔离了舞台与观众的互动，空间隔离了观众之间的互动，这成了当下“看戏”的常态。作为一个戏剧观众，作为一个戏剧观众的研究者，我个人拒绝承认这是戏剧体验，拒绝接受这是剧场的未来。

观众之于戏剧，之于各种形式的表演艺术的重要性，各方常常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观者，或者在场者的凝视，是一场演出构成的一个重要元素，这或多或少无法辩驳。贝内特（Bennett）曾经发问，“戏剧是否可以独立于观众而存在？至少一个观者的存在才能成就表演（Can theatre exist without an audience? At least one spectator is needed to make it a performance）”。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 曾诗意地表述观众对于表演艺术的重要性，描述观众为“中心（centre）” “你就是存在的原因 (you’re the reason why)”，这也成为许多如我一样沉迷于舞台下无名的聚合人群的研究者的心声。这或许是作为观众研究者的一厢情愿，但当疫情席卷全球，所有的剧场都被清空，所有的“在场”都变成线上与虚拟，“观众”在剧场中、在表演艺术中的地位与价值，值得反思与重新审视。

荷兰封城前的最后一场戏

国内疫情焦灼时，笔者身在荷兰也常常不自觉地把自己关在屋里，隔着屏幕焦心。而剧场似乎变得很遥远，无处停靠，无所归属……

二月中的某个工作日晚上，阿姆斯特丹国际剧院 ITA（International Theater Amsterdam）的《渺小的一生》（A little life）上演，是导演伊沃·冯·霍夫（Ivo Van Hove）早年的代表作之一，与去年笔者在曼城国际艺术节看过《源泉》（The Fountainhead），基本是同一个创作团队。

荷兰的剧场有种让人兴奋的前卫，不像德国的先锋派让人怯步，也不似英国的舞台总承载着历史的负担而小心翼翼。荷兰的剧场太擅长打破常规，打破场地的限制、打破观影关系、打破剧本与舞台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裹挟着视觉艺术新浪潮的大胆尝试，荷兰剧场呈现着勃发的创造力，让从去年开始居住在荷兰的我如入桃花源。

而ITA作为剧场、作为剧团都是这股荷兰戏剧新势力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坐落在市中心的ITA剧院前身为阿姆斯特丹市立剧场，有着悠久的历史，不是第一次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来的笔者踩着点到达剧场。这个关于一个被长期性侵的少年的成长、磨难、友谊、成就，最后依然无法与15岁之前的记忆和解而选择结束生命的过程，原著小说900页的细腻描摹在舞台上娓娓道来，没有换景，8个演员4个小时深深地把观众带入少年的生命历程，即便事先知道故事大概、了解导演和演员风格，依然给本人带来震撼的观剧体验。而观众，依然是构成这种体验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剧场一如既往的满座，于黑暗中面对舞台，每个人有着自己的旅途，而共享当下时空的面目模糊的邻座与千百个其他陌生人，构建着这趟4个小时的行程。从下半场开始，不断有人掏出纸巾，舞台上的悲伤愈发凝重而舞台下的观者无法将自己抽离出那个悲剧。而最后15分钟，每个人都在落泪。暗场的一刻，可以听到啜泣声、如释重负、如梦初醒的叹息；场灯亮起，演员谢幕，故事结束了，而观众擦着眼泪忙不迭地起立鼓掌，衣冠楚楚却略显狼狈，继而相视一笑。这是我多年看戏最为情绪化的一刻，不是因为流了半场的眼泪，是因为有千百陌生人与我一起流了半场的眼泪，共享了这份悲伤与感动。我在场，他们也在场，擦肩而过的缘分构筑起戏剧的魅力，现在最为怀念的是戏剧现场性所带来的震撼。

云端的戏剧，隔离的观众

三月，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全面封城，欧洲全面被疫情侵袭，所有公共场所关闭至四月底。欧陆剧场陆续发出声明支持政府对策，剧场关闭至六月底。各大艺术节随后相继宣布取消：柏林戏剧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爱丁堡艺穗节、维也纳艺术节、阿维尼翁戏剧节，然后是刚刚宣布取消的荷兰艺术节。所有年初心心念念的2020年闪闪发光的快乐突然就灭了，突然就没有了盼头。

有朋友絮絮念叨自己对于剧场的想念：“那个共享的氛围，气味，冷或热，空气的流动，声音的震颤，音乐的回荡”，心有戚戚。

我在隔离前看的最后一场戏的是《渺小的一生》，4个小时，就算再也进不了剧场，这个句点也没有遗憾；一个朋友看的最后一场是罗伯特·勒帕吉（Robert Lepage）的7个小时的大戏。而另一个朋友哭出声，她看的最后一场是现场版的《蓝人秀》（Blue Man Group）。众人笑，继而苦闷，何时可以再进剧场？何时可以看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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